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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人奇事王圆箓-莫高窟的发现者与守护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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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6-11 15:36:4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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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莫高窟大门外,有一条河,过河有一溜空地,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。塔呈圆形,状近葫芦,外敷白色。从几座坍弛的来看,塔心竖一木桩,四周以黄泥塑成,基座垒以青砖。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,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。夕阳西下,朔风凛冽,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。
  有一座塔,由于修建年代较近,保存得较为完整。塔身有碑文,移步读去,猛然一惊,它的主人,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!

    王圆箓(约1850~1931),祖籍湖北麻城县。本人出生在陕西,因家乡连年灾荒,生活所迫,出外谋生,流落于酒泉。在此期间入道修行,人们称他为王道士。后云游敦煌,登三危山,发现莫高圣境,感慨万千,急呼“西方极乐世界,乃在斯乎”。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,奉献了他的后半生。
    王圆箓墓,它占地极广,正中设一白塔,由正方形矮栏包围,在月夜下发出冷冷的微光。王圆箓的法体就存放在白塔之内,他是一名道士,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,他洞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,却又无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外国掠盗者。后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,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。也难怪陈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奋笔疾书“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”了。
    众所周知,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,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,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。然而,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,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,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,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道祖佛祖,还是无意的安排,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守护,奇人遇奇事。
   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。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,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,一片残破,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,一种强烈的使命感,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“守护神”的重任。他四处奔波,苦口劝募,省吃俭用,集攒钱财,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,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。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(1900年5月22日)这一天,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。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:“沙出壁裂一孔,仿佛有光,破壁,则有小洞,豁然开朗,内藏唐经万卷,古物多名,见者多为奇观,闻者传为神物。”
   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,也有偶然性。说必然性,是因为他走进洞窟,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,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,只有清除淤沙,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。说偶然性,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,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,而是为了保护洞窟,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。
    可以说,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,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。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“敦煌学”的产生。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,而不能视为过错。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,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。试想,假若在“十年浩劫”中发现世藏经洞,其后果又怎样呢?
    事实证明,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,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。否则,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,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。
    藏经洞发现之后,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,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首先,徒步行走50里,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,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。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。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,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1902年,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。汪知县是位进士,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。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。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,亲去莫高窟察看,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。留下一句话,让王道士就地保存,看好藏经洞。
   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,王圆箓仍不甘心。于是,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,赶着毛驴奔赴肃州(酒泉)。他风餐露宿,单枪匹马,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,行程800多里,才到达目的地,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,最后得出结论: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,就此了事。

    1907年,斯坦因到来,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。斯坦因说:“道士之敬奉玄奘,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,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……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,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,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,以至于此的经过,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。”
   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: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,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,而且是逐级上报,但无人过问,致使他灰了心。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,清扫洞窟,修建三层楼,架设木桥。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,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。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,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,但在无奈的情况下,也只好让了步。
    实际上,斯坦因正是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2次骗取了大量敦煌文物。
   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,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,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,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。因此,一时间偷窃成风,敦煌卷子流失严重,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。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,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。在运送的路途中,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。
    大量经卷的散失,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,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,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,官方如此掠夺,又如此贪心,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。所以,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,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,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》是这样记述的:“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,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,听从蒋师爷的话,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,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。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,他怕极了,于是,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。”

    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》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,并就此感到伤痛。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,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。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,这与历史不符,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。
    斯坦因《西域考古图记》中说:“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,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……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,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。”
   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(《西域考古图记》等),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,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,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,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。
   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,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,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,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。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,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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